萧乾·《忆滇缅路》英译

在二次大战的众多深刻教训中，最主要也是最痛心的一条是：国与国之间平时客客气气，谁有点小灾小祸，还会略表支持；然而一个国家一旦自身遇到麻烦，需要出卖朋友来摆脱困境时，则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是干得出。一九四零年七月，正当我国抗战面临紧要关头，丘吉尔就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以保全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竟然在当时仍是英属缅甸边界，把抗战中国的这条生命线封锁。当时，除了横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外，我国所有进口的军火、汽油、药品、器械以及换取这些而出口的钨砂、猪鬃、水银和桐油，都要经由这条公路运输。汽车行驶高峰每日达七千余辆，进出口物资达数百万吨。英国悍然封锁该公路扼住我们的咽喉，无疑是对我国一巨大打击。

一九三九年春间，我曾踏访了这条公路并曾为香港《大公报》写过几篇报道。其中，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文中，我扼要地介绍了这条公路工程之艰巨：

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七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公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名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下关至畹町那一段一九三七年一月动工，三月分段试车，五月就全面通车了。

路是沿着古老的通往印度和缅甸的马帮驿道修成的。为了修那条公路三千多人捐老人躯。不能忘记的还有陈嘉庚组织的“南洋机工队”三千二百人，其中有一千多人在公路上为国殉难，除了工程的艰险之处，还有那怕人的瘴气—恶性疟疾。同行的一位头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第二天一摸，全身凉了。我们当时是席地睡在一座马厩里，他就睡在我身旁。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去了英国，正赶上二次欧战的爆发。没想到次年七月，我亲眼看到修筑的滇缅路被丘吉尔主持的英战时政府悍然封锁了，而且是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这么干的，当时英国民间组织援华委员会就在全英掀起反封锁的运动。由于我是刚从航站中国来到英国的记者，又曾采访过滇缅路，所以就应邀赴英国各大城市及乡村去演讲。有些城市的英国群众还上街游行。在伦敦，援华会就曾组织人们到丘吉尔所在的唐宁街首相府门口摇旗呐喊，反对英国助纣为虐，帮助热泵侵略者扼杀抗战的中国。

十月，英政府被迫接触了对滇缅路的封锁。一九四一年十月，中英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珍珠港事变”后，中国军队就同盟军并肩作战于朱红色的滇缅土地上了。

滇缅路如今只是全国千百条公路中的一条了。可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命运曾系在它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