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清华种种<?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王佐良 我只是清华几万校友中的一个,现已不在清华工作,然而一说起这所学校,至今仍像年轻时候一样兴奋,话也像说不完似的。 清华吸引人的究竟是什么?它有很好的校园,设备,但这些别校也有;它的历史也不很长,世界大学中,成立已几百年的有的是;想来想去,还是由于清华的人,或者说清华人和中国历史的特殊关联。 说起清华人,我怀念我的老师们。大学一年级,俞平伯、余冠英两先生教我国文,一位教读本,一位教作文,都亲切而严格,有一次余先生指出我把爬山虎写成紫荆的错误,但又要我多写几篇给他看。二年级,贺麟老师教我西洋哲学史,见了我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不仅不皱眉,反而在班上表扬我;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我读了不少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的英译,真有发现新星球似的喜悦。温德老师在工字厅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打开许多画册让我们传阅,幽默地然而严格地区分画的优劣。同样难忘的事还多,那时候日本军队已在华北城市大街上演习,而清华的师生们则在学术上特别争气,不久又在政治上发动了公然反日的一二九运动。 我们这一级(1935-1939)还有一段特殊经历,即抗日战争的锻炼。我们两年在清华园度过,两年在长沙、南岳、蒙自、昆明度过。有的同学进入解放区打游击,大多数在大后方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战争工作。但是学术上并未放松。昆明西南联大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师生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做出了当时第一流的研究成绩,青年人的成长分外迅猛。走遍半个中国给了我们以接触内地实际的宝贵经验,这是在清华园小范围内埋头读书所无法得到的。所以这次大转移又是我们知识和感情上的一次大扩充。 然而我们仍然怀念清华园。在昆明读书和教书的八年里,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想念北方的故土。中国历史上,汉族士大夫几度被赶出北方,却没有一次能够回去。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只有这一次抗日不同。我们战胜了,1946 年夏我从昆明带着妻儿重新回到了清华园,虽然校舍残破,校园荒芜,但有陈岱孙先生领导一批员工在进行大规模的复校工作,不久就在北方的灿烂秋阳中重新上课,清华人意兴之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接着,我出国留学。等我回来,清华园已经解放,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后来我转入别的学校工作。但是我心里始终保持着一种清华做学问的标准。 这标准并无人明确定出,但是无数师友“行胜于言”的实际榜样却使我悟到:做学问必须要有最高标准,而取得学问却是为了报效国家。简单说,就是卓越与为公。 |
|部落|Archiver|英文巴士
( 渝ICP备10012431号-2 )
GMT+8, 2016-10-5 12:09 , Processed in 0.061961 second(s), 9 queries , Gzip On, Redis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