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地位
毫无疑问，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起源和灵感都要归功于玛丽·沃斯通克特，她的《为女权辩护》被布雷斯福德先生誉为“那个文学昌盛的时代留给我们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可谓名副其实。其创新之处在于，她最早从一个认识人性但同时又不忽视性别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和道德所存在的问题。正是她第一次声言反对对性别的过分强调，这种强调向女性灌输着一种“永远做女人的欲望”。她嘲弄所谓名声的外在道德规范，这种规范让女性总是“看上去这样和那样”，因为女性在世间的全部地位取决于男性对她的看法。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一个女人应当做她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当法国大革命激起一股民主化潮流，这一伟大的启示便成功唤醒了女性的意识，并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旨在彻底解放人类的这一半人口。随着女权主义信条的力量逐渐壮大，范围逐渐扩大，没过多久，用沃兹教授的话讲就是，“社会的一切力量都行动起来了，那些只有女性才能操控的巨大补充力量得到了自由的发挥，使整个社会机器全力而和谐地运转。”赫伯特·斯宾塞作为一个女性权利的支持者，在大约五十年前，甚至怀疑女性要求的合法性是否超出了正常的限度。 西方女性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的理想，是时候轮到她们在东方的姐妹们对这一令人羡慕和渴望的理想做出思考和回应。杜威教授和杜威夫人最近到日本和中国旅行时，对我们明确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当今最让人关注和最有意义的女性问题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东方。”同样地，亚瑟·H·史密斯博士以其深刻的见解和兴趣对中国目前女性地位的重大变化是这样描述的：“一切变化中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在重要性上又大大超乎政府形式的巨大变革，就是中国女性获得解放的潜力，以及实际发生的那个部分——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目前中国的女性问题可谓无所不包，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一个社会、文化和思想上的问题，而且是个经济和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在考虑女性问题时，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人口的一半，这一半与另一半紧密相关，而且对另一半施加着持续的和无限的影响。如果要理解中华文明，理解其力量与弱点所在，其落后与进步的特征，知晓它当前为了应对新的状况而亟需改革与改良，判断它改变与发展的可能途径，那么就应当没有偏见地研究女性的地位问题，并对这一问题在各个阶段的状况作仔细的考量。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体现了中国的道德规范和治理原则。 时常可以见到欧美人士记述和描绘中国女性深陷不幸与厄运的境况。对于无暇深究事情本质的西方旅行者，和总是乐于为“受压迫者”大声疾呼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女性的不幸成为他们的黑纸上画炭笔画——越描越黑——最为合适和永久的主题。她总是被描绘成一个无比悲惨的可怜虫，一双残废的小脚，几乎不能走路，被她的主人也就是丈夫当成玩物和奴隶，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并总是被圈在家里。这让我们想起一部著名的词典把龙虾定义为“一种倒着走的红色小鱼”。然而事实上，一般的中国女性并不是无比悲惨的可怜虫，就像龙虾并不是“一种倒着走的红色小鱼”。我们承认那些诚实的旅行者和热诚的传教士们给出的描述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但同时我们认为，即使那些个例是真实的，它们也只是常规中的特例，而不是常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