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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不归路<?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彼得·伯根 乌萨马·本·拉丹一直自诩有几分诗才。他的作品趋于病态,写于“9·11”事件发生两年后的一首诗也不例外。本·拉丹在诗中思忖自己死时的情形,他写道:“就让我葬身鹰腹;苍穹之上,栖息的群鹰之间,是我的安息之处。” 孰料,本·拉丹去葬身与阿拉伯海海底的某个地方。他在巴基斯坦死于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之手,然后尸体就抛到了那里。如果本·拉丹的末日具有诗意,那是正义之诗,令人想起乔治·W·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发生仅9天后向国会讲话时做出的预言。布什以难得一见的雄辩口才断言,本·拉丹和“基地”组织终将被抛入“埋葬遭唾弃谎言的历史无名冢”。 本·拉丹的尸体或许在5月2日葬入了大海,但埋葬本·拉丹主义的进程却持续了10年。确切地说,其开始之时正是本·拉丹取得最辉煌胜利之日。乍看之下,“9·11”袭击像是“基地”组织的惊人胜利,圣战分子构成的乌合之众挫伤了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仔细想来,此事的意义远没有那么重大,因为袭击华盛顿和纽约市的行动并未实现本·拉丹的关键战略目标:美国撤离中东。按照他的设想,这会导致该地区所有由美国撑腰的专制政权垮台。 然而,结果恰恰相反:美国先后出兵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基地”组织(阿拉伯语的发音是“格伊达”)袭击美国本土并招致报复,从而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最理想基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从这个意义上讲,“9·11”事件类似于另一次突袭,也就是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清晨的珍珠港事件。那次震惊世人的战术大捷引发了若干事件,以日本帝国失败告终。 “9·11”事件之前,本·拉丹核心圈里比较老谋深算的成员就警告他说,与美国为敌将适得其反。“基地”组织在塔利班倒台后撰写的内部备忘录后为美军搜获。备忘录显示,本·拉丹的一些追随者完全清楚这些袭击行动有多么愚蠢。2002年,一名了解内情的“基地”组织成员写信给另一名成员说:“可惜啊,兄弟,……在短短半年里,我们多年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那次狂妄行动的责任完全在于本·拉丹:尽管外界通常认为他腼腆而缺乏自信,但他却以独裁手段掌管“基地”组织。他的儿子奥马尔会议说,父亲的手下习惯于先征得许可再对他们的领袖说话。他们说:“亲爱的头领,我可以说话吗?”加入“基地”组织意味着向本·拉丹本人许下虔诚的效忠誓言,就像加入纳粹党必须宣誓忠诚于元首本人一样。因此,如同纳粹分子之于希特勒,本·拉丹的组织也遭到其领导人有缺陷的战略构想的裹胁。 理解这种构想和本·拉丹所有行动的关键是,他笃信自己是执行真主意志的工具。简言之,他是个宗教狂。这种狂热在他十几岁时就初现端倪。哈立德·巴塔尔菲是本·拉丹在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街头踢足球的伙伴,他们都在那里长大。他还记得自己不苟言笑的伙伴每天祷告7次(比伊斯兰习俗的规定还多两次),仿效先知穆罕默德每周斋戒两次。至于娱乐活动,本·拉丹会把一群朋友召集到自己家里,吟唱关于解放巴勒斯坦的歌曲。 本·拉丹的宗教热情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作为整修麦加和麦地那圣迹的主要承包商,他的家族赚取了巨额财富,也使他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有了直接关联。二十出头时,本·拉在家族企业工作;他是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还在大学学习经济学。 他的命运因为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而发生了变化。阿富汗战争促使这个亿万富翁的儿子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指挥一小群阿拉伯人与苏联对抗。反苏联战争接近尾声时,本·拉丹于1988年创建了“基地”组织,那些人最终打到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引领西方实施阴谋,以消灭真正的伊斯兰教。20世纪90年代,本·拉丹经常把美国描述为“万恶之源”。 贾迈勒·哈利法是他在几大上大学时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成为他的姐夫。他告诉我,促使本·拉丹行动的不光是执行他所谓真主意志的热切愿望,还有一旦失败会遭到神明惩罚的恐惧感。因此,如果不保护伊斯兰教免遭他心目中的头号敌人的攻击,就是违抗真主的意志,而他绝不会这样做。 1997年,我在CNN担任制片人时,在阿富汗东部与本·拉丹见面,拍摄他的第一次电视访谈。他给我的印象是聪明且见闻广博,举手投足不像是很快将成长为革命者,反倒更像是神职人员。本·拉丹的追随者对他毕恭毕敬,称他为“头领”,对他发表的所有见解都洗耳恭听。 那次访谈中,本·拉丹列举了计划袭击美国的理论依据:美国支持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政权,所以在他看来是伊斯兰教的敌人。本·拉丹还解释说,美国像昔日的苏联一样不堪一击。他把美国20世纪70年代撤离越南作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即便在经历所有这一系列失败之后”,美国居然还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他对此嗤之以鼻。 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以本·拉丹死在他长期斥为软弱无能的美军手中而告终。既然他已身亡,势必会为接替他的位置而出现一番争夺。一位美国反恐官员告诉我,没有取代本·拉丹的“现成接班计划”。埃及的扎瓦希里长期担任他的副手,但不是他那种天然生就、魅力十足的领导者。美国官员认为,扎瓦希里并不受同伙拥戴,他们希望这些好战分子挑选继任者的时候会出现分歧与不和。 在此过程中,圣战分子会发现他们大势已去。在席卷中东和北非,从突尼斯到埃及乃至巴林、也门和利比亚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和暴动中,“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走卒和意识形态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本·拉丹肯定曾怀着既兴奋又极度忧虑的心情关注事态进展。推翻中东独裁政权和君主统治是他长期以来的核心目标,但阿拉伯革命不是他预想的那种革命。突尼斯和开罗街头的抗议者并未高举印有本·拉丹头像的标语牌,发动起义的“脸谱”革命者代表着“基地”组织厌憎的一切:他们信奉世俗主义,主张自由主义,反对独裁,其成员包括妇女。这些起义的最终结果也不会令“基地”组织满意,因为在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街头,几乎没有人叫嚷要实施塔利班式的神权统治,而这种统治才是“基地”组织希望该地区各国出现的结局。 先是阿拉伯之春,然后是本·拉丹之死,很难想像“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构成还会受到什么更沉重的打击。奥巴马总统把“基地”组织及其党羽描述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人物”。对“基地”组织来说,就在本·拉丹的尸体缓缓沉入深海,适得其所地落入埋葬遭唾弃谎言的无名冢时,历史已然加快了脚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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